背景介绍：2015年11月25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李建军老师在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422会议室为金融学院的师生们做了题为“前瞻性货币政策与民间借贷市场风险”的报告，本次报告是以李建军教授撰写的论文为基础的。本篇简报报告这次讲座的内容。

民间金融在我国发展的历史十分悠久，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地区的民间借贷规模已达一定的水平。2010年以来，作为经济金融紧缩形势下流行的融资方式，民间借贷活动愈演愈烈，风险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上升。2014年以来，民间借贷跑路潮接连出现。因此，当前的经济环境亟需创新出一些有效控制民间借贷风险的手段。货币政策与民间金融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前瞻性货币政策能够化解风险，这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从货币政策调控与民间借贷风险的关系的角度，探究前瞻性的货币政策，在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同时，降低民间借贷风险。

目前对于民间金融定义的研究有：Feige认为底下金融是指未在官方经济统计测定的、设计现金交易的经济活动；姜旭朝将民间金融定义为一种非公有经济成分的资金运行；张军认为民间金融是自发形成的，相对于正规金融和银行组织而言的民间信用部分。对于民间金融功能的研究有：支持学派认为，民间金融补充了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主要服务于小微企业和居民个人，并且是以个体信用为基础的熟人社会的金融形式，民间金融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在未来数年，民间金融、正规金融和经济水平都将持续增长，但其发展速度不完全一样；反对学派认为，由于游离在正规监管和宏观调控之外，民间借贷活动扰乱了金融信贷秩序，会影响地方金融稳定，削弱国家货币政策效果，降低资源分配效率。

本文以利率和规模两个视角出发，从民间“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案例入手，通过搜集2008年-2014年浙江省11个地区（杭州、嘉兴、金华、丽水、宁波、衢州、绍兴、台州、湖州、温州和舟山）的民间借贷案例金额、案例次数、涉案人数和涉案利率，并进行指数化处理，将民间金融风险量化为浙江省民间借贷利率风险指数和民间借贷规模风险指数，并最终使用因子分析法将两个指标合成为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最后分析可知，民间借贷风险的变化与货币政策周期之间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

本文首先对三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量化，合成了货币政策工具指数（MII），并选取了四个货币政策中介指标（侠义货币供应量M1、广义货币供应量M2、金融机构贷款月SL、市场利率SR），通过回归分析找出能被货币政策工具指数显著影响的中介指标。其次，我们找出这些中介指标中能够显著影响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的中介指标。为了精确到每一种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我们将三大货币政策对有效影响民间借贷风险的中介指标做回归，筛选出最能影响到中介指标变化的货币政策工具。最后，为了验证筛选出的货币政策工具对民间借贷风险的直接影响，本文对两者直接做回归，观察所选定的货币政策工具是否能显著影响到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的变化。

实证结果显示法定存款准备金指数与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呈反向变动关系，表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上升时，民间借贷风险上升；再贷款与再贴现政策同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呈反向变动关系，说明再贷款和再贴现增加时民间借贷风险下降。其中，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对贷款余额的影响力最大，法定存款准备金指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将对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产生0.54%的下降压力，再贷款与再贴现政策指标每上升1%，民间借贷风险综合指数会下降0.29%，说明宽松的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和再贷款与再贴现政策有助于降低浙江省民间借贷风险。

就目前经济增长状况来看，央行较宜继续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在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方面，由于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对民间借贷风险波动的影响最大，因此可以适当减少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频率；此外，央行在上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同时要注意观测民间借贷风险的变化，防止民间借贷风险积聚。公开市场操作对民间借贷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本文建议优化公开市场操作方式，提高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有效性，从而有效控制货币供应量，配合其他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再贴现与再贷款政策通过两个途径影响民间借贷的大小，第一是通过对再贴现率的调整，影响市场利率的高低，进而影响到民间借贷利率和规模风险大小；第二是通过调整再贷款与再贴现率，调整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大小，从而改变民间借贷风险大小。在提高再贴现与再贷款利率的同时，要关注民间借贷风险变化程度，通过调整再贷款和再贴现率，将民间借贷风险控制在合理水平。

（整理人：施淑珍 林智）